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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解封在即,心理专家:要允许逝者家属有哀伤

“我们要允许他/她有哀伤,出了这么大的事,不哀伤才不正常。有一部分人,家里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去世,他/她却像是没事一样,内心很痛苦,在压抑着,自己不提,别人也不好揭疤子,但是迟早要面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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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忠纯是湖北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,也是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。疫情期间,他调研了大量的定点医院、方舱医院和康复驿站,主导参与了疫情期间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后疫情时期的心理康复。

在武汉疫情已进入尾声之际,就疫情的“次生灾害”心理问题该如何应对,刘忠纯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。

基础工作做好了,心理工作才能开始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国家心理医疗队的规模如何?

刘忠纯:国家心理医疗队有两部分组成。一个是卫健委派驻到武汉的心理医生,前后共有302名,截止到3月31号已经走了大部分,到4月8号解封的时候,就差不多都走了。还有就是国家疾控中心派到武汉的两位专家,以及随队的117名护士和治疗师。2月2日就到了武汉,在这里待了有两个多月了,衣服都没带够,也没办法买。加起来有419人,这是从外地支援武汉前线的数量。他们被派驻到定点医院和方舱里,一部分也进入到隔离点和康复驿站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康复驿站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?

刘忠纯:实际上,我们在一些大型康复驿站里,吸取了方舱医院的经验,比如规律作息、放广播和音乐,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以湖北大学为例,这个康复观察中心规模很大,是我们早期进驻的康复驿站,效果比较好。3月初,我们专家组也去了那里,分配了本地的心理咨询师和两名精神科医师,当时国家心理医疗队都在医院和方舱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康复患者在驿站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?

刘忠纯:湖北大学的条件不是很好,都在学生寝室里面,用布或帘子隔开两边的床铺,中间留了一点过道,铺一个行军床,凳子都没有。在方舱里面有人可以一起讲话,还有电视,但是到了康复驿站,空调都没有,都是单间,不能出去,人就容易感到孤独寂寞。后来服务陆续到位了。

服务保障是最重要的,比如说肚子饿了,睡不好,这些没保障好,那谈心理没用。康复患者还会有一些别的需求,比如家里还有什么事,他/她的某个家人生病了,需要跟社区联系。有些康复患者还有慢性病,药吃完了,需要帮他找到。基础工作人员非常辛苦。基础工作做好了,心理工作才能开始。

PTSD与创伤治疗是最难的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心理干预的工作有哪些难点?

刘忠纯目前有两块是需要我们好好去做的,一个是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的治疗,另一个是哀伤反应的处理,去世患者的家属还有很多问题。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。逝者家属会产生自责心理,因此感到抑郁,甚至有自杀的念头,这就需要我们采取认知行为治疗,让活着的人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早期做干预的时候,也有一部分人不接受,这需要政府和组织层面帮助家属解决具体的困难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如何应对逝者家属的哀伤反应?

忠纯:我们要允许他/她有哀伤,出了这么大的事,不哀伤才不正常。有一部分人,家里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去世,他/她却像是没事一样,内心很痛苦,在压抑着,自己不提,别人也不好揭疤子,但是迟早要面对。他们可能会想,自己怎么是这样一个冷血的人,连感情都没有了,感觉不到痛苦。哀伤需要表达,而且需要时间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哪些人群可能会出现PTSD的症状?如何应对?

刘忠纯:一般情况下,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在10%左右,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,比如医护人员,特别是本地医护群体,工作强度太大。除此之外,还有基层工作人员,以及家里有人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。

出现PTSD的症状,就是会不时地回想、去回忆,并不断地闪现那些造成创伤的事情。这种影响持续时间很长,可能许多年后仍然会突然惊醒。我们会建议大家把工作和生活分开,不能总是处于一种警觉状态,增强社会交往,转移注意力。还有就是要识别情绪,接纳负面情绪,感觉不对了,要寻求帮助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此次医护群体的心理需求为何如此多?

刘忠纯:最近很多医护人员找我,觉得搞不定了,休息了以后还是觉得不行,前段时间处于亢奋状态,看起来还好,一休息反而很多问题都出来了,后面肯定还会有这样的情况。这两天连续接触了几起。除了常见的焦虑、抑郁和失眠,内心都经历了振荡,天天看到有人去世,当时不觉得有什么,毕竟医生见得比较多,但这次的疫情太不寻常了。尤其是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,每天都有病人离开。那种场景都会唤起他们的回忆,这种创伤需要更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来负责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目前的力量能否涵盖创伤治疗的心理需求?

刘忠纯:目前做创伤的治疗师不够,远远不够。创伤治疗对专业性和个人素质的要求更高,它跟普通的咨询和治疗不一样,需要跟患者一起去体验。一般的治疗师如果处理不好,可能也跟着陷进去,这就需要有督导,帮你拔出来。我们已经碰到过几例了,就是我们国家心理医疗队的队员,在共情的时候也跟着进去了。

我们武汉这边的心理治疗在全国还是很有地位的,但是实际上也还是不足,主要是组织体系管理方面。我们准备培训一批专门做创伤的治疗师,此前也在做,但还不成体系,下一步要开展系统的督导培训。

自杀倾向需要精神科医生干预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新冠肺炎患者一般在康复之后可能遇到哪些心理问题?

刘忠纯:我们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,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,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,周围的邻居会紧张,或者担心复阳,影响家里人的健康。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,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。相比之下,在康复驿站有吃有住,不用做饭,这也是一个方面的因素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如何应对康复患者出现的症状?

刘忠纯:常见的症状包括紧张、担心、烦躁和失眠。有的患者会抱怨,凭什么就倒霉到我的头上来了。针对这些情况,我们制定了一些措施。首先是加强对于病情的健康教育,帮助他们了解疾病和情绪。其次是加强沟通和交流,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。最后是引导他们坦然接受,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,在接受的同时调整自己,一步一步往前走,正常化自己的情绪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武汉即将解封,普通市民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闭生活,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?

刘忠纯:普通居民憋了这么久,情绪会有一部分,但是解禁之后,也在慢慢缓解,绝大部分人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社交,是没问题的。少部分人会有心理需求,我们门诊从大年初三(1月27日)开到现在,一个普通门诊,一个专家门诊,一直没停过。平时的咨询号可以说是“一号难求”,下个星期的号都是提前一个星期放出来,每次早上几分钟就没了。下个星期我们准备开两个专家门诊,还有一个在线门诊。我们担心有人在解封之后,就不管不顾了,不戴口罩,出去喝酒,完全不注意了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还有哪些群体的心理需求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?

刘忠纯:说起来,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理问题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,他们同时承担了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压力,还不能说、不好说,服务达不到,只能努力去做。在那种情况下,没有退路,只能上,跟医生一样,打了鸡血似的,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,产生了一种亢奋感,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可持久的,经过了一个月,两个月,需要及时休整,否则就跟弹簧一样,失去了弹性限度,就恢复不了了,就算休息,也还是觉得累。从心理的角度来说,这是一种职业耗竭(burnout)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还遇到过哪些极端的情况?

刘忠纯:这次自杀干预的情况也出现过,隔离病房和方舱医院都有。肺部疾病容易缺氧,大脑缺氧之后就会引起精神和行为上的问题。而且病人处于隔离状态,因为恐惧,或是新闻上的信息超载,种种原因,导致负性的情绪占据主导,出现了极端症状。病人把管子拔掉,把针拔掉,往外面跑的,这就需要我们精神科医师来处理,做联络会诊。外地来援助武汉的心理医疗队承担这些,内科医生搞不定的时候,马上请精神科医生来会诊。

我们精神科医生在上门诊的时候,经常会跟患者讨论自杀的问题。一般的医生不敢去谈,都知道那个人有消极的念头,不想活了,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谈,担心有反作用,这就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干预,激发他们正性的潜能。

这次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SARS,创伤治疗更重要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接下来你们的工作重心是什么?

刘忠纯: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路。接下来的两周,我们要下沉到社区,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。武昌区就有13个街道,都安排了咨询师值班,面对面谈,或者在线聊。现在国家心理医疗队基本已经回去,派到社区的咨询师主要都是武汉本地的,当然还有在线的渠道。目前主要是武昌区在做,其他区还没有推广开来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社区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?

刘忠纯: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,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作用很重要。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,需要社工的帮助。社区里派驻了心理咨询师,再上面有我们督导,解决不了的话还有精神科医师,这是基本的模式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除了社区的参与,还需要哪些力量的支持?

刘忠纯:心理治疗的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,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,单靠我们是不够的。除了我们,还有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,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。接下来要复产复工,学校开学,也要关注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,该毕业的毕业不了,在家复习考试要挂科的,还有各个单位职工的心理需求。

前期的热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但是从长期的系统治疗来讲,还是需要稳定的队伍,特别是本地的队伍,这样才有着力点,进一步下沉到社区。在这个基础上,以远程和在线为补充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目前心理咨询的储备力量是否足够?

刘忠纯咨询师更多的还是来自社会。据说湖北省有心理咨询师执照的有2~3万,但实际上很多都是护士,也有警察和记者,为了拓展自己的职业选择报考,但全职在做的不多。而且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服务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,还是散的。光考证还不行,实践很重要,但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来统筹。现在我们在推进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这次跟SARS相比,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?

刘忠纯:这次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SARS,速度太快,波及面太广,而且不可预见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,撑不住了。最严重的时候,找不到地方看病,生活得不到保障,所以创伤治疗显得更为重要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现在很多国家的疫情形势严峻,目前你们在国际合作层面有哪些尝试?

刘忠纯:4月4日晚上10点,science杂志的一个编辑约到我和浙江大学的胡少华教授,进行了视频连线。这位科学编辑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,他们现在也遇到了很多我们早期应对过的问题,跟我们特别聊了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。他们的医生每天看到周围大量的感染患者,也会害怕。

我跟他们介绍了针对医护人员采取的措施,比如我们在光谷院区尝试的医护心灵驿站,鼓励医护人员在下班之后,不要立刻回酒店,先到心灵驿站坐一会儿,吃点东西,我们有生物反馈治疗仪,以及虚拟现实技术(VR),每天都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在那里值班,随时可以面对面地谈。

我们当时建立了工作组,有专门的成员在做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,帮助他们识别患者的情绪,进一步去应对可能的问题。这种组织层面的经验,美国那边还比较少。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评估系统,我们也有在线的服务平台。同时也在总结我们的经验,陆续发到国际学术平台上,供其他国家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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